明隆慶初年西安城墻大修工程考論

來源:史紅帥 時間:2020-07-27 11:19 點擊:1098 打印: 分享到:

在嘉靖五年(1526)維修城工之后,時隔42年,西安城又于隆慶二年(1568)迎來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建修工程。嘉靖五年城工由于原始文獻記載簡略,難以一窺城工細節,對具體建設過程無從得見其詳,只能從地方志收錄的《重修城樓記》總結其概要過程和特征。相較而言,關于隆慶初年城工,同樣見載于康熙《咸寧縣志》,記述卻頗為詳細,留下了諸多“數據化”信息。就維修工程的具體內容和涉及面來看,嘉靖五年城工的建設重點是“重修城樓”,而隆慶初年城工則是一次涉及城墻與護城河的系統性維修工程,無論是在動用人力,還是在耗費物力與財力等方面,以及對城墻防御體系堅固程度的提升方面,均超過了嘉靖五年城工。

一、城工緣起

康熙《咸寧縣志》卷二《建置》載:“隆慶間都御使張祉以土城年遠頹圮,甃砌以磚,濬其壕”。由此可知這是一次綜合性的城池整修工程,不僅為城墻外側和城頂砌磚包護,而且疏濬了城壕,對于城防體系的強化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此次城工緣起,主要是由于“周二十三里,崇三丈四尺”的西安城墻作為“土城”,無法避免風雨、鳥鼠等自然因素的破壞,以至于出現“歷年滋久,摧剝漸極”的狀況,加之以“頻歲地震,樓宇臺隍頹欹殆盡”,較為頻繁的地震更加劇了城墻、城河的破損,這種情形不能不引起作為“保治之責者”①的地方主政官員們的高度關注。

在嘉靖五年重建城樓之后,西安城墻雖然一如往昔地受到風吹雨淋、鳥鼠侵擾等自然因素的負面影響,但影響更為顯著的因素則是關中及其周邊地區頻發的地震災害。相較而言,風雨、鳥鼠等自然因素屬于長期性、漸進性的影響力量,雖然一時一地看上去力度不大,但久而久之負面影響則會日益凸顯;地震則屬于短時性、突發性的影響因素,雖然平時無事時對城墻并無影響,但一旦爆發,破壞力巨大,造成城垣坍卸、城樓塌毀等嚴重后果。

“自古地震,關中居多”②。嘉靖五年城工完竣后,僅隔29年,關中地區即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農歷十二月十二日夜發生大地震,被稱為“蓋近古以來書傳所記未有之變也”。秦可大在《地震記》中以細膩筆觸載及此次震情:“是夜,予自夢中搖撼驚惺,身反覆不能貼褥,聞近榻器具若人推墮,屋瓦暴響,有萬馬奔騰之狀。……比明,見地裂橫豎如畫,人家房屋大半傾壞。其墻壁有直立者,亦十中之一二耳。人往來哭泣,慌忙奔走,如失穴之蜂蟻”。足見這次地震對于建筑的破壞之大,以及對民眾造成的恐慌之深。

這次地震震中位于潼關、華州一帶,“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憤沸,四面潰散,故各以方向漫緩,而故受禍亦差異焉”。關中各府州縣在地震中死亡人數眾多,“受禍大數,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之死者什六,渭南之死者什五,臨潼之死者什四,省城之死者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淺深矣”。從省城西安的死難者人數比例就可以看出,這場地震對于西安城鄉地區的影響也十分巨大。毫無疑問,由于地震發生于深夜,死難者大多是由于墻倒屋塌造成的,這種烈度的地震勢必對環繞省城的城墻、城樓等也造成了極大破壞。此次地震后的次年,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與關中相距不遠的固原也發生了大地震,“其禍亦甚”③,對西安城墻、城樓等亦當有負面影響。

二、工程進展

關于此次城工的興工、竣工時間,康熙《咸寧縣志》記載為“隆慶間”,而未明言隆慶二年,就是由于記載此次工程經過的原始文獻,即陜西布政使曹金的“記文”是在工程進行期間撰述的,尚無法預知確切的竣工時間。不過,從曹金的記述來看,此次工程至少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東南隅樣板工程;第二階段為東北隅工程;第三階段為西北、西南隅工程。曹金記述的正是第一、第二階段工程。即便如此,在這份殊為珍貴的記述中,包含的城工信息十分豐富,值得深入分析。

隆慶元年(1567),逢新皇登基,對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而言均堪謂“圖治之始”,是開創國家與社會新局面的良好契機。朝廷“為思患豫防”,決定大力維修各省會、州縣城池,“繕修城塹”成為“天下諸省會郡邑”的重要任務之一。西安作為陜西省會,國防地位十分重要,所謂“東接晉壤,西北塞垣”,處于山西與西北長城之間,而且所處關中地區自然環境優越,有“沃野千里”之稱。曹金由此評價西安的重要區位稱:“所謂要害,孰有急于此哉?”認為西安城墻維修確實應盡快開展。但是由于此次工程開支巨大,加之正處于“災沴靡敝之余”,因而主管城工的官員“計無所措”,只能暫時擱置。

隆慶元年(1567)冬,張祉奉旨出任陜西巡撫。與嘉靖五年城工之前陜西巡撫王藎相似,張祉在大規模開展城工之前,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在政治、軍事、經濟、治安等多個領域開展革新。首先,城鄉社會的正常運作有賴于各項制度、規章的確立以及嚴格實施,因而張祉重新申飭各項政令綱紀,嚴令官民遵守;其次,在社會治安方面,懲處城鄉地區作奸犯科者,鏟除惡名遠揚的盜匪;第三,在軍事領域,加強軍隊建設,提高其戰斗力,停止向邊遠地區派遣駐軍;第四,在農業領域,不僅推進田賦改革,而且修治水利基礎設施,疏濬泉水、引水渠等水系,改善水環境景觀;第五,在財政、商貿方面,商討開展賑濟與借貸,節約各方面開支。在上述革新過程中,陜西巡撫張祉“約己率下”,帶頭垂范,“殫厥心力”,因而能夠獲得官民的普遍支持,為大規模城工的開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民心與輿論基礎。

從整體上看,隆慶二年城工分為至少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

在各項革新措施相繼開展并完成之際,城池維修工程也進入了第一階段。在張祉的指導下,先是對坍卸、倒塌、歪斜的城墻、城樓等進行針對性地修繕;同時,對護城河中阻塞、淤積之處進行疏濬、淘挖,在城壕邊栽種柳樹,在城河中種植荷花。經過初步修繕、疏濬,城墻、城樓、城河面貌煥然一新,尤其是護城河的景致變化最大,在城壕兩岸栽種柳樹,又在城河中種植蓮花,形成“岸上柳”與“水中蓮”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的美麗景象,此后護城河就成為“垂柳”與“浮蓮”共同構成的城市綠帶。一方面,城墻、城樓由修繕之前的坍卸、歪斜的面貌一變而成為宏偉、嚴整的金城湯池景象,充分顯現出西安城墻的防御功能得到恢復和提升,另一方面,護城河在疏濬基礎上,又由官府植柳種蓮,予以環境建設和美化,則彰顯了西安護城河在雄渾之外的秀美一面,也反映出護城河不僅僅是作為城防體系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且成為西安城市水環境景觀的重要構件。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成化初年開鑿通濟渠引水入城以及灌注護城河時,即已開展過在護城岸栽種柳樹,在護城河中種蓮養魚等環境治理、美化措施,而且在弘治年間西安的“城中之城”——秦王府城兩重城垣之間的護城河也進行過大規模種植荷花、美化環境的建設活動。可以推測的是,成化、弘治時期的護城河環境建設史實,對隆慶二年城工第一階段有一定的影響。

雖然前述原始文獻記述僅寥寥數語,但在維修城墻、城樓、疏濬護城河、栽柳種蓮的過程中,也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并且分為土建工程與綠化工程兩大部分。修繕城墻、城樓、疏濬城壕等需要大量工匠和民夫,而種植柳樹、栽種蓮花則需要具有綠化特長的人員來指導和實施。從明代前中期西安開渠引水、疏濬城壕等工程事件來看,護城河在一定程度上是城鄉水系的組成部分,其沿岸栽植柳樹的做法,與通濟渠在城外渠道兩岸栽種柳樹的做法一致,對于加固城壕土岸,減少壕岸坡地水土流失和坍卸具有積極作用,同時,種植蓮花在美化景觀之外,有助于增加護城河水活力,減少污臭氣味。

第二階段

在完成第一階段對西安城墻、城樓、護城河的維修與環境建設之后,此次西安城工即進入第二階段,重點在于將原本的“土城”重修為“磚城”。由于西安大城長達將近28里,因而工程較第一階段更為浩大。

陜西巡撫張祉認為,由于西安城墻為“土垣”,因而難以抵御風雨、鳥鼠、地震等諸多負面因素的影響,決議為城墻砌磚,使之改為“外磚內土”的“磚城”,增強防護能力,也能持續久遠。在此指導思想下,張祉下令砍伐大量“早河柳”作為燃料,由陜西按察司撥付給燒造磚瓦等建材的官員與工匠,以便燒制此次甃砌城墻所需的大量城磚。需要指出的是,陜西布政使曹金在其記文中所載的“早河柳”,遍檢史籍,難詳其意。而揆諸西安周邊河流植被狀況,此處應當是指“皂河④柳”⑤,即皂河河岸兩側種植的大量柳樹。“早”與“皂”同音,且字形有相近之處,曹金原意應當即是指“皂河柳”。之所以致誤,當屬刊刻者之偏差。

皂河位于西安城西,離城較近,采伐其兩岸柳樹作為燒磚燃料,能夠大幅度節約交通運輸等開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西安城四郊之地基本上都已墾作農田,難得一見大面積的林木,而皂河河身較長,沿岸河柳數量龐大,若進行適度地“間伐”,或者采伐樹枝而非主干,不進行“根株凈盡”式地濫伐,則不僅能夠為燒磚提供大量燃料,而且也不會對皂河沿岸植被和綠化景觀造成根本性的破壞。早在成化初年西安城西通濟渠開鑿引水之初,地方官府就在陜西巡撫項忠、西安知府余子俊等指導下,在通濟渠沿岸(包括護城河)種植了大量柳樹,而通濟渠是引潏河、皂河水入城的,因而皂河兩岸種植柳樹也符合當時在河渠沿岸種樹固岸的一貫做法。若以成化初年在皂河兩岸栽種柳樹起計算,至隆慶二年時,這些柳樹已經生長逾百年之久,堪稱枝繁葉茂的大樹,即便是采伐大量樹枝,不傷及主干,也足可為燒磚提供大量燃料。

就燒磚的工藝而言,燃料是關鍵,原料土則是基礎。西安地處黃土高原南緣的關中平原,城郊土壤也適合燒制磚瓦,因而在這方面并不會開支太大。雖然曹金記文并未明載燒磚的地點,但考慮到燃料來自近郊,磚窯應當也不會距城太遠,這樣均能節約大量運輸費用。

曹金作為時任陜西按察使,從陜西巡撫張祉處領命之后,便指示咸寧縣主簿李中節、長安縣簿主董宜強等官員“監造”燒磚。先后新燒城磚逾48萬塊。與此同時,又對西安城中龍首渠、通濟渠的廢舊渠道進行疏濬,獲得“廢渠磚”10萬塊。總計為此次城工備磚超過58萬塊,在前期磚料準備妥當之后,“方圖肇工”,可見磚料是此次改“土城”為“磚城”的核心工料。從乾隆后期陜西巡撫畢沅指導的維修工程所需磚塊數量來看,58萬塊磚很有可能只是此次城工所需城磚的一部分。曹金的記文并未提及城工后期的情況,因而實際所用城磚數量更大。曹金在記文中并未提及城磚尺寸,但新燒造的城磚無疑為此后明清西安城墻所用城磚奠定了基本規制。一般城工中所用城磚尺寸應當統一,否則不利于砌筑。從此次城工大量使用“廢渠磚”的情況似可推測,新燒城磚尺寸與原來砌造引水渠道的城磚尺寸一致。當然,“新燒磚”與“廢渠磚”尺寸不一也有可能,即用于不同城段的砌筑,但一般不會在同一城段混用。

就在新燒城磚和“廢渠磚”備妥開工之際,陜西巡撫張祉奉朝廷之命將調任“南都”——南京。對于大型城建工程而言,動議、主修官員在工程期間的異地調動有時會對工程進度造成極大影響。為了避免此一問題,張祉專門邀集主管民政與軍事的首要官員,包括陜西左布政使上黨人栗士學(又稱栗永祿⑥)、陜西按察使曹金、陜西按察司“臬長”豫章人劉汝成、參知潮陽人陳宗巖、副都御使楚郢人曾以三、睢陽人張天光、古睦人李君佐,以及“閫率”(即統兵在外的將軍)蒲坂人婁允昌、寧羌人丁子忠、鎮西人丘民等人,向其闡明此次維修城工的重要意義。

張祉指出,他雖然希望接任官員“不宜喜功動眾”,但由于城池維修工程已經興工,不可就此中輟。只是在城工的開展策略上應當采取穩步推進,分段施工的方式,而不是全面鋪開。張祉引用“筑舍道旁,三年不成”的典故來說明城工應盡快付諸實施,而不是在紛紜討論中耽誤進度。這則典故說的是一個人要在路邊蓋房子,他每天都向路過的人征求意見,結果三年過去了,房子也沒有蓋起來。陜西左布政使等軍政官員均對張祉的意見表示贊同,認為“萬夫之喋喋,不如一弩之矯矯,謂空言弗若行事也尚矣。況四序成于寸晷,千仭始于一簣”,希望張祉在調任離開西安前盡快籌畫。即便得到了最高層級行政與軍事官員們的支持,張祉仍認為應與更多中下級地方官員進行溝通、協商,以便工程順利開展。他隨后又與有“治行超卓”⑦之稱的西安府知府邵畯、“職任賢能”⑧的西安府同知蘇璜、宋之韓、通判謝銳、節推劉世賞、咸寧縣知縣賈待問、長安縣知縣薛綸,以及諸衛使、千夫長、百夫長等軍隊將領商議修城之事,眾人“莫不躍然,咸對如諸司言”,均表示支持。從后來陜西巡撫張瀚題奏報請獎敘的名單來看,這些人均赫然在列,表明均在此次城工中發揮重要的督工作用。如賈待問后來還升任陜西巡撫。

張祉之所以要自上而下地與省級、府級和縣級地方官員以及駐軍將領進行協調,爭取獲得軍地兩方面的支持,就是由于西安城既是省會、府城,又是兩縣縣城,而城墻、護城河的修筑,不僅關系到地方文化景觀是否壯闊雄偉,更為重要的是,城工亦屬于軍事防御體系的建設,與軍隊的關系密不可分。獲得地方官府的支持,城工在財力、物料等方面就能較為充裕,在運輸及與區域社會的協調方面能更為順暢,而與軍隊將領通力協作,則有助于調動軍隊參與到城墻與護城河的維修中來,在人力方面能較少擾動普通民眾。

在與各級軍政官員取得共識后,陜西巡撫張祉進一步明確官員職責,指定由西安府同知宋之韓“倅總其事”,全面負責城工事宜,指揮陳圖、田羽負“分理”之責,而協助配合、“贊襄提調”者為西安府知府邵畯。從這一任命可以看出,西安府官員作為介于省、縣之間的橋梁,在城工過程中能夠起到承領省級官員命令,督察縣級官員具體監工等事宜的作用。同時,由軍隊系統的衛所指揮協助辦理,也能更好地發揮軍隊的人力優勢。

就在籌畫大規模開展甃砌城墻等工程期間,有“邊戍逋者”,即本應派往邊疆戍邊卻逃散四處的軍卒1400人,按照大明律法應全數抓捕懲處。張祉遂移咨陜西巡按御史王君賞,提議利用1400名軍卒參加城工。王君賞一向敬重張祉,又考慮到甃砌土城的工程堪稱“大防”,于是欣然同意,并且指出調用這些軍卒參加城工,與征募民夫在本質上并無區別,同時采取“筑以代攝”的方式,招募逃散軍卒趕赴西安城工處所參加勞動,從而免于抓捕、懲處,堪稱一舉兩得的“正法”。在招募逃散軍卒參加城工的告示發布后,散在各地的“逋卒歡聲響應,不召而咸集”。這反映出該決策確屬明智,既免于耗費大量人力四處抓捕逃跑軍卒,又能夠減少社會治安中的隱患因素;對于軍卒自身來說,也可藉此城工機會免除被懲處的命運。而最重要的是,采取此項措施,不用攪擾區域城鄉社會,就能在較短時間內聚集1400名青壯年勞動力,為后續城工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人力基礎。

由于參加城工人員數量眾多,每日飲食需要消耗大量工糧,則從省、府、縣各級官倉劃撥。

督工官員、城磚、勞力、工糧等皆一一到位之后,唯獨甃砌城墻所需的建材“焚石”——石灰尚無著落。陜西左布政使栗士學與時任“府尹”曹金就此向張祉匯報,指出當時其他各省在征納公糧時,允許輸粟吏“納楮以資公需”,即以貨幣代替糧食繳納,唯獨陜西未采取此項措施。因而建議由州縣“自營輸工所”,向西安城墻工地自行運輸石灰,“事竣乃止”。這一建議得到張祉的首肯。

在人力、工糧、工料等準備就緒后,張祉等依照城工慣例,“卜日告土神,率作興事”。選擇良辰吉日開工興建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建筑文化傳統,對于督工者、承建者而言,都希冀神靈能夠保佑工程的順利進行和施工者的安全等,獲得心理上的慰藉和鼓舞。

在首先針對咸寧縣所轄東南城墻的甃砌工程中,為增強防御能力,曹金建議將原有的“女墻”形制加以改進,“令外方內闊,中辟一竇,斜直下闞”。經過改筑后的女墻“僉以為利御”。至此,東南隅城墻的甃磚、改筑女墻工程完成。作為第一階段的樣板工程,東南城墻的維修始于六月二日,經過閏六月,至七月二日告成,前后歷時62天。經過甃砌磚石,這一段的土墻變為“外磚內土”的磚墻,“而東南一隅屹然金湯矣”,堅固程度大為提升。東南隅城工竣工之后,陜西巡撫張祉“巡行其下,喜動顏色”,遂與同行的副都御使張天光商議全面開展甃砌城墻事宜,并再次下令由西安府同知宋之韓負責“總理”。

由于東北、西北、西南三段城墻“周環咨度”,進行丈量后,測得三段總長共計3680余丈,以長度和工程量劃分為120“功”,每“功”需要100名勞力完成,共需12000名勞力。而當時參加城工的“衛卒”總數為6000名,按此計算,每名“衛卒”僅需調用2次,即可完成全部工程。在城工中調用“衛卒”,無需像征募民間匠夫那樣支付大量工錢,只需提供工糧,能大幅節省開支。

西安府同知宋之韓在初步查勘、估計上述三段城工的工程量之后,統計所需城磚、石灰和購買工糧的費用,總計需銀25800余兩。陜西巡撫張祉在獲知這一開支總額后,稱“一邑一郡城,費且巨萬,況省會乎?”認為這一開支數額相較而言較為合理,倘若因為開支巨大知難而退,其后繼任者可能也會繼續懷有畏難情緒,城工就會擱置。張祉深知若自己繼續留任陜西,城工則可繼續,可惜自己即將調任南京,不得不在行前安排好后續城工事宜。

此時恰逢朝廷諭令陜西重視“城塹”的建設和維護,而張祉的修城之舉與朝廷政令不謀而合。陜西都督府官員遂將內地民眾出資建設、維修長城的大量拖欠、逃避款項征收后,供給西安城工使用。這種做法一方面反映出西安城墻維修與長城(邊墻)建設同屬軍事防御體系的性質,因而得到都督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長城(邊墻)維修具有專門的經費來源,以“逋金”(即被拖欠的應征款項)作為西安城工經費,既促進了長城維修經費的征收,也為西安城墻維修提供了充裕的經費來源。

在都督等軍事主官的鼎力支持之下,城工的后續工程得以繼續,陜西巡撫張祉為了彰顯前述官員的“美意”,遂以告示的形式張榜各地,“關中父老靡不踴躍歡欣”,紛紛贊揚主導和支持西安城工的官員:“自督府公之蒞我疆圉也,吾西土無烽火之驚焉;自侍御公之聯轡八水也,吾秦氓無狐鼠之擾焉;自中丞公之撫我邦家也,吾災余孑遺人人自以為更生焉,慶莫大矣!乃今一德同猷,固我繚垣,吾秦何幸?其永有賴乎!”充分反映了地方民眾對于有德政的官員的擁戴,以及省級軍政官員在城池建修上通力協作的精神。民眾關于“吾西土”“吾秦氓”“撫我邦家”“固我繚垣”等的表述,雖然經由曹金進行了文字加工,但能透視出西安城工對于強化和凝聚民眾的鄉土情懷與家園意識具有推動作用。

在工料、勞力、工糧、經費等一一落實到位之后,工地自東南隅轉移至東北隅,即從東門(長樂門)至北門(安遠門)。這是西安城墻四隅中最長的一段。“東南隅迤西”即西北、西南隅兩段的數百丈,西安知府邵畯建議在東北隅完工之后再陸續推進。

雖然工程尚在進展當中,但由于陜西巡撫張祉要調任南京,即將離開西安,因而主修人西安知府邵畯“更恐始之不載,將終之無征也”,希望將此城工過程曲折記錄下來。于是率領下屬官員拜訪陜西布政使曹金,請紀其事。曹金在記文最后總結稱,他在讀到《詩·大雅·韓奕》所載韓侯初受王命,有“實墉實壑”之語時,曾慨嘆“自古王公守國,曷嘗不以城池為重哉?”讀到《詩·小雅·黍苗》“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時,又充分認識到自古城工無不動用大量人力、無力、財力,所謂“營城之役,有不動眾者乎?”歷史上大量城池維修工程的必要性和艱巨性,也能夠在此次西安城工中得以體現。

曹金指出此次城工之所以堪稱一次里程碑式的工程,就是由于“此陜城者,繇唐而來,歷五季宋元,入我國家,垂七百年間,未有營以磚者”。明代西安城是在唐代皇城的基址上擴建而成,具有悠久的歷史,從這一角度而言,曹金的評述可謂一語中的,在此之前,文獻中均未見記載西安城墻為磚城,自張祉甃砌之后,則土城變為磚城,無論是城墻外在的景觀面貌,還是內在的防御能力,都大為提升。同時,曹金認為,正是由于磚城的營建較土城需要耗費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因而在長達約700年間,從唐長安的皇城,到五代改建的長安城,以及宋金元、明前期的西安城墻,均為土城。至隆慶二年,陜西巡撫張祉敢于完成前人未曾實施過的甃砌工程,先以東南隅城墻為前期樣板工程,“非心切乎民而有是耶?”曹金固然是以此褒揚張祉,但也可視為是贊揚以其為首的眾多軍政官員。正是這些官員群體能夠“心切乎民”,才會維修、加固能夠保障闔城官民安全、維護區域穩定的重要基礎性防御工程。在曹金看來,張祉在奉命調離之際,還能始終關注城工進展,多方聯系,積極解決經費等問題,安排好其調離后的建設事宜,以確保甃砌工程不因主政官員調任而半途中輟。曹金在記文中引用《周易》卷三《蠱卦》之語,贊揚張祉在離任之前堅持安排好修城之舉堪稱“孜孜幹國之蠱”,就此而言,“豈可與世之憤然窮日者同年而論哉?”此處引用《孟子·公孫丑下》中的典故,盛贊張祉的做法遠非某些好大喜功但卻只有一時熱情的人可比。

依照工程進度和工程量大小推算,東北、西北、西南三隅的甃砌城磚工程很有可能延續至隆慶二年底,乃至于隆慶三年。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城市地理、中西交流史。)


① 康熙《咸寧縣志》卷二《建置》,清康熙刊本。

 康熙《咸寧縣志》卷八《藝文》,清康熙刊本。

③ 康熙《咸寧縣志》卷八《藝文》,清康熙刊本。

④ (宋)宋敏求:《長安縣志》第十一《縣一》,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⑤ 今W020130426362685331137.jpg河,在民國以前寫作皂河。本文沿用古代的叫法。

⑥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二十三《覆巡撫陜西侍郎張瀚修城開堰敘功行勘疏》,明萬歷十四年刻本。

⑦ (明)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十四《掌銓題稿·叅廵按御史王君賞舉劾違例疏》,明萬歷刻本。

⑧ (明)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十四《掌銓題稿·叅廵按御史王君賞舉劾違例疏》,明萬歷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