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村史編撰的幾個問題

來源:徐大明 時間:2020-09-18 10:05 點擊:177 打印: 分享到:

多年來,隨著農村城鎮化的加快和人們“鄉愁”意識的增強,不少行政村啟動村史(或村志,下同)編撰工作,勢頭很好,這對于保護村落優秀文化,傳承中國優秀歷史文化無疑有積極的作用。

但也出現了不少影響村史質量的問題:1.忽視對村落基本或主要發展歷史的記述。有的東拉西扯寫了很多,甚至不乏藝術想象,但對村落形成,歷史變革,重大發展階段的事件、項目、活動、人物等主要內容,卻缺乏記載。2.村史離開村落發展歷史,寫成村落歷史常識介紹;有的羅列了很多屬更大區域范圍(全國、民族、氏族)等共同的歷史信息,卻和村落的歷史發展沒有聯系銜接。3.目的性差,堆積資料不少,但缺乏重點記述,人和事都是流水賬。4.違犯“述而不作”“述而不議”的基本規范,了解歷史情況不深入,卻急于在是非、善惡、功過等價值評價上大發議論。5.忽視歷史沉淀史料的記述。村史變成村兩委會工作宣傳,近年村黨支部、村委會工作成重點,村史成村兩委會歷史。6.忽視村里人和事的主體性。對本村在外的優秀人物介紹很多,但對常年生活在村里、對村里發展貢獻很大的人卻記述很少,引起村里人的心理反感。7.用語不規范。有的使用文學藝術語言,襯托、類比、形容、聯想、感嘆等都用上了,洋洋萬言但史料性文字不多。筆者曾看到一篇5200文字介紹一個古鎮的文章,把文學語言清理后僅2500字。8.詳略差異太大。有一個地處古長安樊川勝地、宋朝就有的村落,村史去掉空話套話不到3000字,儼然進入村史館展出;另一個歷史也很古老的村,村史20多萬字仍言猶未盡,定稿時不敢稱村史稱紀事。9.利用編撰村史投機牟利。有的以編撰村史牟利的職業殺手,趁村落拆遷機會,花言巧語說服村里干部簽訂幾十萬元編撰村史合同,根據村里的資料做簡單交流,找些或拍些照片,把村里資料套進一個制式范本,再搞上花哨設計,即大功告成,村里干部不懂還滿心歡喜。10.有的區縣繞開政府地方志職能部門,由黨委宣傳部或文化部門負責,這不僅是對地方志工作部門同志的不尊重,更是對黨政部門分工協作秩序的破壞,造成公共文化資源浪費。

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積極性空前高漲的文化現象,如果缺乏指導,還會繼續下去。如果繼續由不同層次、不同背景、不同經驗的作者按照各自的理解和偏好自行其是編村史,村史編撰就可能成為五花八門、參差不齊的文化亂象,村史就可能成為讓人尷尬的文化垃圾,村史編撰就可能成為對不起歷史的歷史。

這里結合與西安市長安區近十個村村史編撰作者的座談和對多本村史文本閱讀、個人編著西安市長安區韋兆西村村史的經驗,就幾個問題提出看法,期待方家批評指導。

一、關于村史資料的評價與挖掘

豐富的有價值資料,是寫好村史的基礎資源。但現在幾乎每一個村的情況是:沒有現成的檔案資料積累,必須也只有采取其他有效方式,搜集和挖掘資料,一般的村史編撰在這方面下功夫很不夠,導致村史文稿膚淺空洞,東拉西扯。村史編撰要保證質量,必須在史料搜集上下大功夫。

從搜集內容上講,一般要在社會治理、村務建設、文化教育、民風民俗、民間信仰、生產方式、產業發展、衣食住行、歷史或優秀人物等方面下功夫。

搜集的方式,主要是是座談會或單獨拜訪。座談和拜訪的對象主要是:1.當年參加工作的老干部、共產黨員及其家屬子女;2.歷史上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及其家屬子女;3.村里德高望重、記憶力好、表達清楚的老人;4.對村里和社會發展貢獻大的各類人才及其子女。座談可以是若干人若干次,單獨拜訪的對象盡可能多一些。座談會可以區別年齡段(如民國時期、解放初期、五零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等),不同類別,如干部、婦女、能工巧匠、知識青年等。每次規模不要太大,一般不要超過十個人。無論是召開座談會或單獨拜訪,可以有一個主要方面的引導性座談提綱,但一定不要設限,避免限制座談或拜訪對象的記憶功能發揮。由于每一個人有相對的記憶偏好,有時同一件事會出現幾個記憶版本,這就要通過多個老人的互相回憶驗證,或借助其他文字資料佐證。

其次,通過查閱鄉鎮甚至區縣有關專業檔案資料,發現涉及村里發展情況的統計資料、村里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單行材料等。

第三,收集各種志書(區縣志,專業志如《教育志》《軍事志》等)、史書(地方共產黨黨史)、政協文史資料等記載的村里史料。如隋末禮部尚書牛弘;首次為文獻典籍散失上表朝廷,開民間獻書之路;選舉用人提倡先德行后才;不善言談而恪盡職守;事奉皇帝盡禮,待下屬仁厚;政務繁雜,卷不釋手,食邑就在韋兆。牛弘八世孫牛僧孺歷任唐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宰相,兒子牛蔚、牛叢,孫子牛徽,都是權傾一時、廉潔奉公,德高望重的士大夫,其人格精神永遠值得傳承和弘揚。對這些歷史人物,就需要通過資料梳理進入村史。

第四,通過報紙和其他媒體發現村里的歷史資料。

無論采取哪一種方式搜集資料,一定要注意內容要素的完整性,一般應包括時間、地點、參與人、過程和結果。

二、關于村史的框架設計

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按照史志結合體合理設計框架,把志書的橫排豎寫與史書的編年體及傳記體相結合。用志書橫不缺項的原則,保證史書內容主要方面的完整;用史書突出重點人和事詳細記述的方法,對不同歷史階段有歷史影響和道德精神教育意義工作、事件、活動、人物等做比較詳細介紹。即用志書體把握框架,橫排保證重點,保證村史內容涉及方面的基本完整;用史書的寫法突出特點,努力使記述內容生動詳細,避免資料堆砌。

框架設計要從村落發展的歷史特點出發,有些在更大范圍很重要、但在村一級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內容,沒有必要列出,如政府管理、交通通信、公安司法、軍事武裝等。村史記述不在于它的普遍性,而在于它的特殊性;不在于它的完整性,而在于它的重點性;不在于它的資料性,而在于它的典型性。

根據村落的歷史特點,村史記述主要內容一般應包括:1.村落歷史變遷:本村的地理位置,村落形成及以后的發展變化;姓氏與人口;行政區劃與管理的變動變化。2.農村經濟發展:不同時期的農業基本建設、主要產業和特色產業。3.物質生活條件改善:道路、吃水、用電、通訊和住吃穿行用發展變化。4.文化(公共文化和產業文化)、教育(不同層次的教育)。5.醫療衛生(公共衛生、合作醫療、民間行醫等)。6.民俗文化,包括傳統節日、宗教信仰、民間信仰等。7.村落治理與村務建設。8.淳樸民風故事。9.歷史和優秀人物等。

有些國家或上層自上而下統一安排部署的全國性或大范圍工作,村落的選擇實際上與干部群眾的個人閱歷、實踐經驗、精神文化、政策水平、道德水平有關。同一個政策,在不同民風民俗的村落,會有很大差異的理解和執行,出現差異很大的效果。村史記載,要從各村的實際發展情況出發,挖掘和記述村落發展獨有的歷史特點。

至于成稿后的書名,如果書稿資料性差和歷史故事性很強,又是鄉土教材的定位,應該突破“隔代修史”觀念的束縛,叫村史最好。只要我們尊重史實,如實記述史實,我們的著述就一定經得起歷史檢驗,稱村史受之無愧。村史編撰對此應該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歷史擔當。

三、關于村史的記述重點

一個村的歷史,是這個村里的人們為主體創造的;村里的發展,是村落人們世世代代辛勤勞動的歷史成就。村民是村史的主人,也是村史記述的主體。村史記述首先和主要的應該是挖掘和展示村里的人和事,記述村落人們在發展中的辛勤付出、奉獻、貢獻,特別要充分挖掘和展示長期生活在村里,公而忘私、帶頭致富、樂于助人、熱心公益、為民請命、見義勇為、仗義執言、處事公道,思想純樸等人物,包括十幾年、幾十年如一日的老干部、老黨員、老工匠、老醫生、老教師、退伍軍人等各行業德才兼備、德高望重的人員;記述對村落發展有過重要參與、支持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界人士和各界人士(知識青年、駐隊干部等)的感人事跡;選擇性記述曾經在村里普通人身上發生,寓事于理的生動故事;某人在某方面很典型的一件事,同樣可以作為記述內容。

從村落走出的人士,一般素質較高,取得成就顯著,發展了自己,貢獻了社會,也給村里人增加了光彩,應該給予介紹,以激勵更多村里人特別是年輕人學習;但要注意每個人成功背后,支撐他們成功的精神世界的內涵挖掘和展示,體現對社會和村落發展的貢獻,而不是一般的流水賬式的職位、閱歷、榮譽堆砌。

對村黨支部、村委會的記述,應立足于兩委會為人民謀福利方面的作為與貢獻,主要寫兩委會促進村落發展的事情;黨支部組織共產黨員的活動、一般性事務活動,兩委會自身建設等,如果與村里發展沒有直接聯系,不宜做介紹;兩委會工作取得的一般榮譽不作記述,避免把村史寫成村黨支部、村委會史或村基層政權史。

從記述時間講,村史的第一部是通史,應該從村落形成開始,但民國以前的資料搜集幾乎不可能,只能借用其他史料。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七十年,則是要記述的重點,但各個不同時期的記述重點也有所不同。民國時期如抗日戰爭、國內戰爭對村落的事件性影響以及村落的革命性參與、社會治理中地方紳士的作用、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等。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食堂化、大躍進、社教運動、文化革命時期的水利建設、農業優良品種、合作醫療、平整土地、集體勞動、農業學大寨、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等,都是必須記述的重點內容;后四十年的農村家庭承包、非農產業(社隊企業與鄉鎮企業以及以后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等)、村民自治、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農業稅費改革、農民工、村民衣食住行變化、新農村建設、脫貧致富、文化建設、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等,又構成新時期的特點。

屬更大區域范圍如鄉鎮乃至縣域共同的資源信息(如氣候、地貌、海拔、降雨;自上而下統一安排的與村落重大發展無關的一般性事務活動;與本村發展不直接的歷史常識信息等非本村獨有發展內容,不宜記述。屬于自上而下推動的形式主義、官樣文章等,在村里轟轟烈烈但無果而終的活動,再熱鬧都不要寫。村史記述切忌無重點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或流水賬,這不僅沒有突出重點,更是對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不尊重。

在對村里有意義的重大事件進行比較詳細的記述后,無論是村史或村志編撰,都沒有必要再做大事記。

四、關于村史的精神家園目標

文以載道。在村史中充分展示村落人們的精神世界,充分記述村落具有道德精神意義的人和事,讓村史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是村史編撰的宗旨和核心。精神性是村史的生命力所在,離開精神家園的目標,村史就缺乏靈魂而失去意義。習近平同志說的“記住鄉愁”,很重要的就是鄉村精神家園建設。錢穆在《中國歷史精神》一書中多次提出:研究歷史,要在日新萬變中,認識其永恒持續的精神;中國歷史精神之最可寶貴之處就是道德精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也曾說:一部地方志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園。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在《歷史之道:意義鏈和問題鏈》(《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中寫道:“歷史的意義在于思想,不是信息登記簿。”“歷史所定義的精神世界與時同在而具有從未消退的當代性,就是說,歷史的精神世界就是我們時時刻刻心在其中的精神世界,精神并沒有在歷史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可以居留”。這些,對村史的精神家園建設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村里的發展過程,也是村里人們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精神境界發展變化的過程;一部村史,就是村落人們的精神史。村史編撰,應該盡可能把人們應該記起并傳承的具有永恒持續的、從未消退的當代性道德精神記述下來,使人們通過閱讀隨時記起,更需要告知村里的后來人,進而轉化成精神資源,成為個人自覺的道德精神,外化為自覺地德行。

使村史成為精神家園,有充分依據。村落是農耕文明的最后一塊凈土。農耕文明物質生產的落后方式不可重復,必須告別,但農耕文明敬畏自然、天人合一;辛勤勞動,簡樸生活;鄰里守望、和諧共生等傳統美德,則具有超時空的永恒意義。這些美德,村民在村落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自覺的表現、傳承和堅守。村落發生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體現著一種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德精神。隨著歲月的流逝,斗轉星移,滄海桑田,那些古舊的房子、窯洞,那些蒼老挺拔的古樹,那些古廟及在古廟里舉行的神圣祭祀活動,那些激情燃燒歲月的忘我精神、戰天斗地的勤勞精神等,都一去不復返了,但又可能會成為村里不少人的精神依戀、精神向往甚至精神圖騰。特別是就目前村落而言,無論是住在村里的或在外拼搏的人們,大多數程度不同存在著孤單、寂寞、困惑、焦慮、浮躁、偏執、不安、頹廢等精神現象,需要有一個精神家園的依歸。村史通過故事中的一個人或多個人和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一個或多個故事,充分記述發生在村落人們身上的可貴精神,喚起人們的精神記憶,給人們提供精神啟迪,對于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于村落的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都具有特殊而普遍的精神文化意義。

村史的人物記述,應該主要展示個人人格上的道德精神,使之成為村里人人之為人的精神標桿,使人們看后有精神滋養的受益,給人一種精神目標、激勵或鼓勵,用這些平凡生動的真實故事,傳承和豐富村落的歷史精神。這里關鍵的問題是,村史編撰作者要對事件中的人物有自己的精神感知,才能把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示出來,寫出有精神內涵的文字。

村史完整的道德精神教育意義,也包括記述特殊時期的愚昧、狂熱、極端、暴力、專制、惡政等對村里一些人的誤解、屈辱、苦難和精神傷害以及人們不同方式的抗拒,如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社教運動、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過度市場化、城市化、功利化等。把這些帶有傷害性質的沉痛故事或悲劇記述下來,給人們提供引以為戒的歷史反思,也包括村民的集體反思,讓人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從而發現良心,從另一個方面收到喚醒道德精神的效果。

筆者這次主編的村史,集中介紹德高望重、對村落和社會貢獻較大的歷史人物33人,行業優秀人物26人,淳樸民風故事記述23人,不同歷史階段事件中有道德精神教育意義的事件涉及58人,共139人。每一個人物的事跡和每一個事件中人物的行為,都在弘揚或喚醒一種道德精神。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村史編好了,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豐富,可以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一處雖小但充滿精神滋養、精神花果的院落,不僅村里人,其他有精神需求的任何人進入村史這個院落,都可以有精神營養的汲取。

五、關于語言的規范性

語言規范,是保證和評價村史質量的重要標準,這里特別指出幾點:

(一)堅持述而不作。首先,“述而不作”“述而不議”,是官修史書的優良傳統,是史志公正性的主要特征,編撰村史必須遵循。其次,作者議論是對讀者理解能力的不尊重。一般閱讀史書的人都有一定理解能力,作者把真實的歷史記述清楚,讀者自然有自己的理解,作者沒有必要畫蛇添足。第三,由于種種原因,作者對史料的理解不一定符合歷史的本質特征,如果理解膚淺或片面而在書中啰嗦表達,有可能誤導讀者。最后,醉心于對歷史人物或事件評價,還可能導致作者在對歷史的真實挖掘上淺嘗輒止、隨意取舍或以偏概全,影響史書的真實性。

(二)禁用文學語言。對一個村歷史的記述,可以由作者根據自己的積累,選擇認為合適自己的記述方式,可以是報告文學體,紀實文學體或其他文體;但如果稱村史,就必須在體例、內容、語言上遵循史書記述的規范,尊重史實,記述準確,不道聽途說,不憑空想象,不虛構夸張。

(三)講求可讀性。村史作為鄉土教材,要盡可能注意語言的生動性和通俗性,增加故事性,盡量避免冷面孔、太呆板;避免專業性太強的語言;不能用宣傳語言。從中國史志傳統看,具體史實的記述,不用夸張性文學語言,同樣可以感動讀者。這在《左傳》《史記》和不少優秀志書中都有充分體現。如《咸寧長安兩縣續志》第18卷《義行傳》記載:“【梁世瑞】,字兆初,韋兆村人。幼入村塾,略識字。年四十,始專心讀書,求通大義。每以風俗不古,世情澆薄為憂,因出貲刊《圣諭廣訓》,宣講《拾遺先正格言》,往來遠近村莊,反復講解,足使聞者猛省。又好施舍,周恤貧乏,夏茶冬粥,捐棺木,置義塋,事屬義舉,罔不辦者。辛丑歲饑,出粟二十石以救人,己則日食一粥,蓋世瑞家故不豐也。”這里全部是記述史實,沒有任何形容語言,但同樣把一個全心布道,誨人不倦;熱心公益,扶貧濟困;自己則生活節儉的高尚道德形象生動展示出來,讓讀者看后肅然起敬。

六、關于地方志部門的指導服務

地方志工作部門承擔對村史編撰工作的指導服務,守土有責,當仁不讓。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樣發揮好職能優勢和專業優勢,做好指導服務工作。我以為,傳統的工作經驗加上責任心就可以達到工作效果。

首先,搞好調查研究。組織專人對已經完成或正在開展村史編撰工作的行政村進行調研,根據調查結果,借鑒外地村史編撰經驗,就村史編撰的資料搜集、框架設計、重點內容、記述規范等提出具體的操作性較強的指導意見。調研要深入實際接地氣,多聽取,多對話,發現民間高手,不可以權威自居居高臨下,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最后失去權威性。

其次,加強具體指導。集中培訓村史撰稿人員。組織人員,指導各村制定編撰工作方案和編撰大綱,總結推廣村史編撰工作的好經驗,發現和糾正問題。指導服務過程,注意與鄉鎮、街道辦的聯系,發揮和保護好鄉鎮、街道辦的積極性。有的幾個行政村,早年就是一個行政區域、一個文化單元或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交集比較多的,可以聯合寫村史。村落形成歷史比較晚,歷史發展過程有意義人和事不多的,也可以建議暫時不寫。

第三,組織出版工作。以保證質量,降低成本為目的,爭取區縣財政資助,采取叢書的形式,組織好村史出版工作。不具備出版條件的,可以作為鄉村的內部教育資料。

第四,發揮文化作用。“文以化人”是編撰村史的目的。通過多種有效方式,使村里人通過讀村史了解村里的發展歷史,受到道德精神教育,增加對村落的感情:主動協調鄉鎮或街道辦黨委政府,把村史作為各村黨員培訓、干部教育的內容之一;爭取戶均一冊,在外人員人均一冊,成為關心村落發展人們的床頭書;納入鄉土教材,讓村史成為學生人文教育的讀本;利用村史館,突出、形象地展示村史中具有典型道德精神教育意義的人和事。

(作者曾任西安市長安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